第445章慎点，不用看！！！
元明时期主要的说唱音乐除金元时期的诸宫调外，还有词话、陶真和弹词。
元代的词话无完整资料保存，它的形式在元杂剧中被广泛应用，杂剧中大量的诗赞体唱词前面往往加上“词云”二字，即为词话形式。明代的词话是有作品和记载的，如明代中就记有的故事在当时以词话的形式在民间流传。
今见最早的完整词话唱本，就是1967年在上海郊区发掘古墓中得到的明代成化年间的唱本，共十一本。此外，还有明刊本诸圣邻著的和明代著名文人杨慎的。
词话有七言的、十言的还有杂言的，七言文体与变文类似，而十言文体有“三四三”与“三三四”两种句式，其中“三三四”的句式很值得重视，它与“四三”结构的七字句加三字头而形成的“三四三”的十字句不同，它的字组结构和节奏都与前代的七字句有了根本的变化，它离“诗句”更远了，而更接近通俗的口语，因此叙述性加强了，这种“三三四”的句子结构为后来的北方鼓词和戏曲广泛应用。
陶真是从北宋到清代都有记载的名称，据考陶真与词话和弹词常常纠缠不清，有时就是指的同一曲种。陶真的文体是七言诗赞体，演唱形式为男女盲者抱着琵琶弹唱，与弹词相似，但陶真无单独作品流传。
弹词起于明代，发展至今成为江南诸类说唱音乐的总称。弹词的文体从明至今基本都是直接继承变文的形式，以七字句为主。弹词的作品有国音弹词与土音弹词两种，国音弹词为案头读物，一般无人演唱；土音弹词则是用吴语书写的实地演唱的弹词唱本。著名的国音弹词有以明代杨慎的改编的，还有写赵匡胤一家兴衰的长篇弹词、、等。明代女弹词家的作品受到文学家的重视，如陶怀真的，陈端生的，邱心如的等。土音弹词流传至今的作品如、、主要是清代的了。
清代是说唱音乐空前兴盛时期，首先是南方弹词的发展，弹词演化成不同地区的形式，并且已有各自的称谓.如在苏州一带流行的弹词称“苏州弹词”，苏北扬州一带流行的称“弦词”，在宁波的称“四明文书调”，广东、福建称“木鱼书”。木鱼书又分出“南音”、“龙舟说书”和“粤讴”三个支系。在广西的称作“摸鱼歌”。
与南方弹词并驾齐驱的是北方各类大鼓。清代的大鼓又称鼓词，它与宋代的“鼓子词”不同，它们不用词牌演唱，唱词是整齐的七字句或十字句，唱腔无曲牌，是正宗的鼓书类曲种。清代的大鼓主要有京韵大鼓、西河大鼓、梨花大鼓、奉调大鼓等等。此外，北方还有在满族八旗子弟中盛行的“清音子弟书”，著名清代文人韩小窗、罗松窗等都写了大量子弟书唱词，被各种大鼓包括河南坠子等曲种谱唱，所以，子弟书对北方许多说唱音乐形式都有一定影响。
清代的其它说唱音乐品种，如各地的牌子曲、道情及各类琴书，都在清代至民国初年盛行，其大部分保留至今。
以后，古老的说唱音艺术获得了新发展，在清代的基础上又发展创造出了新的曲种。昔日从事说唱音艺术的艺人也获得了新生，这种“一人多角”、自弹自唱的形式，被誉为“文艺轻骑”，在歌颂祖国解放、抗美援朝及社会主义革命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全国许多省、市或部门都成立了专业的演出团体，如中央广播说唱团、北京曲艺团、上海评弹团等等。创作和编演了许多优秀作品。如韩起祥自编自唱的陕北说书，孙书筠说唱的京韵大鼓、，徐丽仙演唱的弹词开篇，赵奇反映农村改革开放的河南大调曲子，到80年代骆玉笙演唱的片头曲将京韵大鼓风格的唱腔与管弦乐队结合得水乳交融，使其成为不分老幼人人皆喜唱的说唱歌曲。
说唱音乐是古老的民间艺术，在当今的现代社会中也会发生变化，有些曲种还比较活跃如苏州弹词、福建南音，而有一些曲种由于她原来生存的环境改变了，城市里的许多茶楼书场改为酒吧或歌舞厅了，有些年轻演员改唱流行歌曲了。但是，有上千年传统的说唱艺术和她拥有的优秀书目、唱腔永远是我们的宝贵财富。
大量的叙述性唱腔，音乐与语言结合的很紧，讲求“按字行腔”，而且大多数说唱音乐的曲种中都有独立的“念诵性”唱腔，如京韵大鼓中的“平腔”，山东琴书中的“垛子板”，天津时调中的“数子”等等。这些念诵性唱腔的共同特点是：字多腔少，一般无拖腔，旋律性不强，表现为似说似唱，音调几乎是语言稍加升华，四声稍加夸张。
这些唱腔用于叙事，能很清楚地交待情节和表现人物。这种念诵性唱腔成为说唱音乐中独具风格的唱腔，集中体现了说唱音乐的叙事性。
说唱音乐与戏曲音乐的比较也能进一步体现说唱音乐的特征。其二者明显的不同在于说唱的叙事性和戏曲音乐的戏剧性，这是由于它们在表现方法上的不同造成的。
说唱文化传入华夏短短时间内，已经有先后几批爱好者为之传播，为说唱文化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卓越贡献，很多人说华人不适合这种外来的音乐，但事实证明音乐是没有国界的，一个好的音乐可以加深人们之间的交流，更可以感染全球的所有人种升华情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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