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世界，其实一切事物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必是前有因，才会后有果。
只不过有些东西一辈辈的传下来后，在传承过程中随着社会环境产生了一些变化，而大部分人又都不爱费脑子，去求甚解，只懂得照本宣科的去做，所以最终才会让人们产生一种“有些事原本就是这样，并没有为什么”的错觉。
这种情况在很多领域内都存在着，语言、饮食、起居，乃至生活的各个角落，就是江湖规矩也不例外。也因此使得一些传统的根本逐渐地失于流传，甚至于产生完全相反的谬误。
比如说，江湖隐语中，“砸明火儿”这个词儿就是如此。
它的本意是为明火执仗，深夜入室抢劫的行为，可现代某部电视剧却牵强附会，毫不搭调地给解释为强妇女。结果弄得一帮不知底细的傻孩子以此为故，还随意引用热捧，也算是一种滑天下之大稽的狗血现象了。
又如现在很多人经常说的“立棍儿”和“戳杆子”，虽然本意尚未全失，但出处和渊源却已经无人知晓了。
在这里，咱们也不妨对这两个词来追究一二，已达到溯本求源的目的。
说起来，这两个词儿基本是同一意思，本质上都是用来形容某一个人具备专属势力，可以在江湖中一定的范围内称王称霸。可问题是，为什么作为地头蛇，却非得和棍儿和杆儿联系在一起呢？
这个问题曾有人与武力崇拜联系在一起，把棍儿和杆子解释为白蜡杆，说是“枪杆子里出政权”的意思。
也有人认为是一种“拉大旗作虎皮”的行为，这种看法是把棍儿和杆子理解为旗杆，认为这是一种用名义粉饰自己，抬高声望的意思。
但这些解释其实全是错的，真正的意思，其实要牵扯在一个最古老、也最人多势众的江湖派别身上。那就是穷家门儿，丐帮。
说到这里或许有人以为自己明白了，觉着棍儿和杆子的意思，其实就是乞丐讨饭时手拿的棍子。
这倒并不能说是错，但仍然太过简单和偏面。因为正解其实还要从穷家门的信仰说起，这也关乎到京城丐帮的起源。
穷家门的乞丐，在早年都供奉范丹，后来改为供奉朱洪武。据传，其原因有二。
第一是因为朱洪武自己就曾持牛骨讨过饭。
第二是因为朱洪武曾为乞丐所救，而救他的那两个乞丐，后来还受皇封，成为了南北两个京城的丐帮的始祖。
这件事发生在元顺帝时，由于北地燕京考场开科取士，朱洪武曾北至赶考。行至良乡县土地庙内，忽患伤寒病症，倒卧殿内。
当时至日落时，凑巧有梭、李二姓两个乞丐携瓦罐而入。二丐因见朱洪武发病，动了恻隐之心，便将他们讨的剩菜剩饭，用柴草热熟给他食之。没想到至次日，病已痊愈。
此后，直至朱洪武登基，这位皇帝想起了多年前的这段恩情，便使人召来两位乞丐，想以官爵相酬救命之恩。
没想到二丐甚有自知之明，连称命小福薄，且无才干，仍愿为丐。
于是洪武帝传旨，命二丐行讨时要使用太平鼓，且命鼓上安十三个铜铃，一个铃铛代表一省，表示允许二人讨要天下十三省。
随后还各赐予二人一根下坠黄穗的竹竿，以示皇恩。自此，凡梭、李二丐讨要之处，不论商家居民，文武官职，只要见杆儿或见鼓，都要给钱。
再后来梭、李二人出宫之后。由于深悔未向洪武帝讨得住处，竟又在通济门内，挖城墙掘洞而居，而地面官人因惧怕竹竿黄穗，也并不敢拦阻。
至于其他的普通乞丐，因为甚为艳羡梭李二丐之行乞特权。于是或投梭为师，或投李为师，由此梭李之徒，日见增加昌盛，后来更发展成为六大支派，即丁、高、范、郭、齐、闰六姓也。
可以说，在昔帝制时代，南京乞丐之多，为各地之冠。通济门内“花子洞”，即乞丐居留之所。
而这段故事，后来也被相声大家刘宝瑞先生加工演绎，编成了单口相声，大概很多人都不陌生。
再之后，在明太宗朱元璋太孙建文皇帝在位时，燕王朱棣迫走建文皇帝。篡位迁都于燕京，还有许多乞丐随驾北来，自此南京乞丐便在燕京正式落脚生根。甚至于传至清末民初时期，北平尚有许多“杆儿上的”。
至此时期，这些乞丐各辖一方，从出身划分，大致可分为“蓝杆子”、“黄杆子”两支。“黄杆子”系由破落贫困的八旗子弟所组成，是高级乞丐的组织，丐头则由王公贝勒充任。“蓝杆子”是普通乞丐的首领。
而唯独没有任何变化的，那便是由挂穗儿杆子演变来的权杖类凭信物，依然是穷家门公认的权势代表。
其时，京城丐帮势力不小，恶讨之风盛行，官方管理不善，让百姓商家深受其苦。于是每有住户办红白喜庆事，或每有商家铺户新张时，便都会花钱邀“杆儿上的”去门前保护，防止其他穷家乞丐扰闹。
而丐头的谱儿也很大，或西装革履，或长袍马褂，他们大驾光临时，身边要带三四个喽罗，就仿佛是一地方里正保长一般，哪怕到了主家也要坐头席。
此外，除了吃喝收钱，唯一要做的事儿，便是在主家门口贴上一张纸揭，或挂上一根杆子、皮鞭或旱烟管，上书“贵府喜事众兄弟不得骚扰”之类字样，名曰“罩门”。
一旦有了罩门，就像有了特赦证书一般，帮内乞丐见了罩门，如小鬼见了“姜太公在此百无禁忌”一般，便须退避三舍。不敢撒野猖狂，主家给多少算多少，不给就走。
不过，如果店家或办事的事主不懂规矩，或不愿花钱，到时也保准有众多乞丐前来搅扰，他们也不动粗，只是挤在门前有碍观瞻，甚至恶言相戏，什么丧气唱什么，给钱也不要。让你生意难做，喜事不喜，白事更愁，并且就是报官，官府也拿他们没辙。
说到这里也就清楚了，其实这种规矩，才是如今所谓“立棍儿”和“戳杆子”的真正出处。
当然，解放之后，旧社会的一切陈规陋习为之肃清，不但地痞、流氓、恶霸没了，乞丐同样在社会上销声匿迹，那么这些江湖规矩自然也就跟着消亡了。在我们建国的初期阶段，实际上存在着一段长达二十年左右的江湖断代史。
不过，随着六十年代“运动”时期的到来，社会重归混乱，“玩主”开始崛起，那么一些旧有的江湖规矩也就重新抬头，并再次演变，成为了新兴一代奉行的准则。这样一来，“立棍儿”和“戳杆子”的讲究，也就跟着一起复苏了。
只是如今，在“玩主”的圈子里，这种形式已经变异成了一种类似于“开山立柜”，成立小团伙的仪式。其主要意义，也由当年专为震慑驱使丐帮底层人员，变成了针对各路“玩主”、“佛爷”，起一种广而告之的自我宣传作用。
拿洪衍武目前来说，他虽然也知道这种规矩的真正来历，但他要想重回“江湖”，拿回属于自己的“东西”，完成这种仪式，也就成了他下一步必须要先干的事儿。
至于为什么非要如此，洪衍武有自己的想法。
他首先认为，他非常了解圈子里的人。
无论“玩主”还是“佛爷”，混蛋的多，没脑子的多，见利忘义的多，仗义的少，但是，坏归坏，这帮子人也有股子邪气。就目前这个阶段的江湖，任你是谁，破坏了规矩，天王老子也不行。
因为说到根本上，任何行业、任何地方，立规矩、讲规矩，并非是一种无意义之举，本质上都是为了更好地保护这个行业本身的利益。所以破坏规矩的后果才会如此严重。
也正因为这个，他“抬”了尤三才是一种触犯众怒，且不占理的行为。试想一下，你今天“抬人”，我明天“抬人”，那也不用公安去侦破案件了，江湖世界自己就先得乱了套，哪里还会再有大家伙生存的空间呢？
本来，要是他选择不再涉足于江湖也就罢了，这点事儿或许真能糊涂地敷衍过去。可偏偏他现在迫于家中现状，还得重新走回头路。那么抛开“抬人”这件事惹出的麻烦先不谈，再办其他的事儿，就必须得一步一步按照规矩来了。否则必将遭致更多人的敌视，落入绝对的失道寡助之中。
庆幸的是，江湖里最大的规矩，终归还是武力至上。而且很多原则尺度也比旧社会帮会要松散得多，并无一定之规，哪怕再大的问题，只要有回还余地，都是可以谈的。
所以到时候他只要利用大多数人私心，在这些人存着渔翁得利心思的观望期内，先用暴力把首要有利益冲突的敌人降伏，最后再舍点利益，对其他干系不大的势力拿出个恰当的说辞来，多半就可以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了。
凭他这几十年混世道的经验，要是再把那些人的小心思猜错，那才叫白活。
并且同时还要说，哪怕再坏的事儿也会有一些好处的。比如说，通过“立棍儿”这件事，他不但可以拉回旧日麾下的一些人手，还大可以观察一下其他势力的反应。到时候，总有各式各样的小虾米小杂鱼会先替主子蹦出来，或为试探，或为敌视，或为拉拢，或为讨好，这自然便于他决定下一步的对策。
另外，还有最重要的一点是，他对家里人已然亏欠太多。尤其是父亲如今已经面临生死难关，家里其他人都一筹莫展。所以现如今无论怎样，都应该是他来贡献的时候，只要力所能及，哪怕是冒再大的风险，再难办成的事儿，他也会牺牲自己，二话没有，无条件的出头。
实事求是的说，他现在除了冒险一搏以外，也再无其他的路可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