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证明，官僚在有主动性的时候，效率是很高的。
没过几天，朱由检就看到了户部银行提交的第一版打制币。
他对此极为惊讶，询问董应举道：
“这是怎么打制的，手艺如此高明？”
“看起来比西班牙本洋更圆，文字和花纹也更好看些。”
夸赞了董应举一下，朱由检对此颇为意外。
因为他已经做好了，从西方引进相应工艺的准备。
董应举却觉得没什么，因为打制银币，并不是多么高深的技艺。
这是他召集手艺高明的匠人，用锤法一点一点敲打出来的。
这种工艺，和浇铸法并称，都是制造金银铜器常用的工艺。
例如常见的金箔，就是用锤法敲打出来的。早在商周时代，中国人就掌握了这种方法。
连金箔金饰都能捶打出来，捶打出金银币自然不在话下。
只是几天时间，他就让就用手艺高明的匠人，捶打出了金银币。
事实上，不止大明有这个能力，西藏旁边的尼泊尔，现在就在用打制银币。
历史上崇祯四年的时候，西藏就委托尼泊尔制造银币，这就是中国第一种正式流通的打制币黑丹启。
尼泊尔以此谋利，后来在廓尔喀人建立沙阿王朝之后，因为掺铜太多和币值变化，与西藏产生贸易纠纷。进而入侵西藏，引发了两次廓尔喀之役。
西藏在战争之后，开始在清朝帮助下建立造币厂，自己打造银币。最初是仿造黑丹启的白丹启，后来是完全自制的章嘎银币。
这些银币，都是手工打制而成，外形颇为精美。
大明此时的技术就不亚于清朝乾隆时期，自然同样能打制银币。
在董应举解释了所用的方法后，朱由检再一次察觉到，自己小看了大明工匠的技艺。
现在他已经深刻认识到，打制币的技术，对大明根本不是难题。
大明之前不使用银币，最主要的是原因，是没有这个动力：
一方面是因为打制币的缺点还很多，不见得比银锭和银块好用。
另一方面则是因为，都用面值固定的银币，火耗就没法加征了。
所以铸币这件事，一直没有被户部提上日程。
朱由检几番催促，才在提出银圆券的设想后，让官员有了主动性――
相比主要被地方掌握的火耗来说，朝廷户部官员，对银圆券更是喜爱。
这可是不费多少成本，就能发行的货币。
如果每年能打制一千万银元，按照皇帝之前制定的规矩，就能发行九十万银圆券。
这对户部来说，可是完全的纯收益。
甚至，他们已经在想着劝皇帝发行更多银圆券，获得更多收益。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户部对银元是极力完善，以便对应的银圆券能发行出去：
“银元的优点很多，臣和毕尚书等同僚，都认为可以用银元作为标准货币征税。”
“就是它的币值还很大，民众每亩地交几分银，不便采用银元。”
“而且银元在流通时，有可能被仿造，或者被人剪边。”
这些问题，在西班牙本洋流通时就有出现。所以西班牙的打制币，在大明是按银块称重使用。
朱由检想着后世的做法，提示道：
“仿造问题要加强监管，同时用特定的配方和工艺提高仿制难度，并且改进机器，使用专门的造币机。”
“剪边这个问题，可以在边缘加边齿。”
“如果边齿有损坏，朝廷就可以拒收，让他们去银行、钱庄称重，兑换成完整银元。”
说着自己的想法，朱由检又想到了影视剧中卷成一卷的银元，又说道：
“还有，你们可以把银元卷起来，以一百元称为一封银元。”
“卷装时容易漏出来的、或者凸出来的，都判定为不合格，需要重新打制。”
“银元的厚度和重量也要规定好，这一百枚一封、和另外一百枚一封，不能在厚度和重量上有很大差异。”
这些做法，都能提高银元的标准化，但是对工艺也提出了要求。
董应举有些为难地道：
“臣恐这样一来，打制的成本会很高，有很多不合格的银元被废弃。”
朱由检笑着说道：
“废弃的银元可以重制，又不会有多少损耗。”
“至于人工费用，只要发行银元时不亏本即可。”
“赚钱可以通过银圆券。”
说着，他又问道：
“现在所用的银两，成色和重量大概是多少？”
“都按公制计算。”
董应举对此很了解，回应道：
“银块成色不一，银锭的含量大多在95%，低的可以到93%，高的可以到98%。”
“所以银块熔铸成银锭时，会有一两成的火耗。”
“臣和户部官员商议的办法是，把一枚银元的重量定为公制一两，也就是37.5克。含银量92.5%，也就是陛下所定的标准银。”
“这样一枚银元实际蕴含的白银，是34.6875克。”
“之前一两大约37.3克，按含银量93%计算，蕴含的白银是34.689克。”
“一枚银元，正好能兑换一两白银。”
“低于这个成色要折算，高于这个成色就是朝廷的铸币收益。”
朱由检对此微微摇头，说道：
“无论是低是高，都要进行折算。”
“一元银元，就定为含有37.5克白银，再加点铜等金属提高坚韧性、耐磨性，总重40克左右。”
“朝廷制造银元不是为了铸币收益，更重要的是统一货币，方便交易使用。”
“这样就不至于铸来铸去，一直产生火耗。”
“把大量的钱财，浪费在中间损耗上。”
听到皇帝提到火耗，董应举心里一惊。
担心皇帝不知道利害，在发行银元后随意取消火耗。
他提醒道：
“火耗不止是熔铸银锭的损耗，还是地方开支来源。”
“除了征银有火耗，粮食也征加耗。”
对此眉头紧皱，朱由检最终叹了口气，说道：
“火耗、加耗这些，以后要改为附加税征收，作为地方收入。”
“但是这个开支要明确，并且让当地议会监督，控制在一定范围内。”
“该征多少火耗、火耗又用在了哪里？都要让议会看着，避免被人贪墨。”
把火耗看作地方附加税，朱由检决定把监督的权力，下放给地方议会。
免得有些官员肆无忌惮，大肆加征火耗。
同时，这也是一种火耗归公，把以前私下里征收的火耗，放在台面上管起来。
董应举对此没有意见，事实上他和户部的官员早就想到了，银元发行之后，火耗就没有名义征收。
这也是他们之前对银元，不怎么热心的原因――
得罪地方官员不说，银元在地方也难以推行。
如今皇帝把火耗改为附加税，是比较妥善的处置。
至少地方官吏对银元，没有理由反对。
解决这个问题后，董应举又提到了一枚银元一两的面值还是太大，民众有可能用银块的问题。
他提出可以铸造小额银币，用于辅助交易。这样民众在缴纳一亩地几分银的赋税时，就会更加方便。
朱由检对此极为赞赏，仿照后世的做法，确定道：
“元以下要有角和分两种辅币。”
“角对应的是钱，只是因为有铜钱，所以借用银角子的说法称角。”
“一角银币含有一钱重的白银，二角、五角同此。”
“一分银币含有一分重的白银，二分、五分同此。”
“因为分币用银很少，单用白银的话重量会非常小，所以制造时可以多加点铜，把重量控制在一钱左右，避免使用时容易遗失。”
“一元对应十角，一角对应十分，面值标注在银币上。银圆券也是同样，要能兑换相应面值的银币。”
“至于一分对应几文铜钱，要按贵重金属交易所的价格定。”
“以后金和铜的价格，都以银元计算。”
没有把一分强制对应成十文，这是因为现在铜钱的铸造质量不一，和银两的兑换价格也不稳定。
银价低的时候，一两白银只能兑换五百钱。
银价高的时候，一两白银就能兑换一千钱、甚至更高。
现在因为西方正在打仗，流入大明的白银减少。正是银贵钱贱的时候，一两白银大约能够兑换一千钱。
不过这个价格以后肯定会有变化，到时候要随行就市。
他设立贵重金属交易所的一个原因，就是为了方便金银铜兑换。
之前打算的也是以铜钱计价，确定金银价值。
不过，在设立角和分两种辅币后，朱由检发现朝廷征收完全能全部征收银币，铜钱仅作为补充的零头。
所以他正式确定以银元计价，以后实行银本位。
董应举虽然没有银本位的概念，但不妨碍他知道以后银元的地位会更重要。
这让他有些担心银元不足，提议发行更多的银圆券：
“户部银行刚刚开始打造银元，臣担心会不够民间使用。”
“能不能多发行些银圆券，补充银元不足？”
对于这个问题，朱由检皱了皱眉。
事实上，他担心的就是这个，所以没有把银圆券的发行交给户部银行。
免得户部官员大肆印刷银圆券，把银圆券变成和宝钞一样的废纸。
所以他严厉道：
“朝廷拥有多少银元和银块，就发行多少银圆券。”
“确保每一张银圆券，都能兑换成银币或银块。”
“一定不能超出，让民众兑换不出来。”
“万一发生那种情况，对银圆券的打击是致命的，有可能把银圆券变成和宝钞一样的废纸。”
“朕再重申一次，以后银圆券的发行数量，要由国会审议。”
训斥了董应举一通，对于他所说的银元数量不足问题，朱由检道：
“要鼓励工匠发明造币的机械，开出勋爵等奖励。”
“还有，朕会让皇家银行组建造币厂，把内廷的工匠、还有金融协会掌握的金银匠人召集起来，一起帮户部打造银元。”
“争取今年打制出一千万枚，到时候在京城推出去。”
“首先从官员开始，把官员俸禄本色中的折银改为银元。折色中的折钞，要逐步改为银圆券。”
董应举听到这个，可谓又惊又喜。
因为这意味着，皇帝要给官员加俸禄。
当前大明的官员，实际拿到的俸禄，是远远没有名义上那么高的。
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有一部分俸禄被折钞。
虽然折钞后拿到的钞票数额很大，普遍有几百贯到几千贯。
实际却全是废纸，根本花不出去。
所以董应举听到皇帝要把折钞改为银圆券，当即高兴地道：
“若是如此，银圆券的发行应当毫无阻碍。”
“银圆券的面值也应该保证，要能兑换出足额的银币，也能用于交税。”
已经吃过一次宝钞变成废纸的苦，大明官员绝不愿自己拿到的银圆券，像宝钞一样废纸化。
所以董应举现在就不提多发行银圆券的事情了，而是认为银圆券的价值一定要维持――
为了自己的俸禄，官员会监督银圆券发行数量，遏制银圆券超发。
朱由检的用意也是如此，利用和官员的利益绑定，为银圆券保驾护航。
如果银圆券出现问题，损失的是所有官员的利益。他不相信朝廷的官员，会在这一点上想不开。
同时，为了安抚官员，他还故意叹气道：
“可惜朝廷收入不足，没法把官员的俸禄，直接以石数改为银元。”
“现在只能按以前的办法，折算银元发俸禄。”
“将来辽东平定、灾害缓解、朝廷收入足够后，董卿和户部的官员一定要记得提醒朕，把官员的俸禄改为银两。”
“同时除了按散官级别确定的俸禄外，还要发放实际担任的职位俸禄，以及授予勋爵的勋禄。”
“以后做实事的官员、有功勋的官员，要能享受双俸甚至三俸，不能像海瑞一样过苦日子。”
“要保证所有愿意当清官的人，都能靠合法收入当清官。”
这个感叹，更让董应举感动。
因为皇帝是把官员的待遇，真正放在了心里面。
事实上，很多大明士子在当官后都会遇到一个困境――
那就是像海瑞一样做清官的话，俸禄中微薄的本色，会让他们的日子很贫寒。
很多官员忍耐不下去，只能放下坚持伸手去贪。
以至于一些贪腐行为，甚至变成了常例。成为官场之中，人所共知的腐败。
这样一来，所有的官员就都有了原罪。以至于魏忠贤打着追赃的名义迫害政敌时，怎么都能找得出名目来。
很多清廉的官员，对此是深以为耻。
但也有一些官员，常例拿惯了之后，就陷入贪腐的深渊里。
董应举想到这点，就忍不住流出了眼泪。
不知是为那些堕落的官员而伤心，还是想起了曾经的自己。
如果朝廷早点增加俸禄，一些贪腐堕落的官员，结局会不会改变？
这让他的心里，再次坚定了平辽之心。要尽快完成戡乱救灾，有足够的钱给官员发俸禄。
不但要把石数改为银元，还要像皇帝说的，给他们发放双俸、三俸。
确保每个官员，都能靠合法收入有体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