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的二月选官，都受到很多官员期盼。
因为官场上每一个位置的调动，都会让很多官员得到升迁之机。
但是今年的二月，就没有多少官员期盼了。
因为这一年又逢巳亥，是一个京察之年。
皇帝早已决定，在己巳年的二月选官前，对京官进行考察。把不称职的官员罢免了，然后再任命新官员。
京察是大明的惯例，始于成化年间，后来形成定例，在巳、亥之年举行。
在京察的时候，吏部会同都察院，考察两京五品以下官员。四品以上官员自陈，由皇帝亲自裁决――
这也是大明的皇帝至今仍掌握罢官权的原因，有明确的制度保障这个权力。
只是之前的万历皇帝怠政，把京察的权力下放给了臣子。
东林党和齐楚浙党用京察相互攻讦，演变成剧烈的党争。
而且把京察制度也破坏了，在京察中被罢免的官员，能够在朝堂大臣的保举下重新起复。
这导致在京察中被罢免的，也会想办法谋求起复。党争越来越激烈，每次都牵动朝野。
朱由检有感于这种乱局，把京察权力重新收了回来，亲自任命官员，负责己巳京察。
这也是之前解除戒严时，他制定的很多临时政策，被转变为正式决议的原因――
实在是有京察这把利剑在头顶上悬着，群臣大多都不敢反抗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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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定职能、定机构、定编制的办法，朱由检首先组建了京察委员会。
任命吏部尚书杨景辰为京察委员会主任，吏部左侍郎韩日缵、吏部右侍郎李若星，以及都察院左都御史王永光、右都御史成基命、佥都御史刘宗周，被任命为委员，协理京察事务。
锦衣卫也参与其中，以卫尉寺的名义提供协助。
按照京察的惯例，要考察年老、有疾、罢软无为、贪淫、酷暴、素行不谨、浮躁浅露、才力不及八个项目，罢免相应的不合格官员。
朱由检对老疾贪酷这四项没有什么意见，它们的标准比较确定，凡是沾上的官员，都可以一票否决。
但是罢软无为、素行不谨、浮躁浅露、才力不及这四项，标准就不太确定了。
如何评判它们，负责京察的官员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
为了更便于量化考核，朱由检按照“礼义廉耻”这四维，提出了四维考察。
要求所有官员不分品级，都要自我考察。然后由京察委员会审定，给出相关结论。
其中礼这一点，主要指的是礼法。
被查出违法犯罪的官员，这一条自然不合格。
对于合格的官员，也有更高的要求。
朱由检根据礼的对象，划分为孝悌敬慈四类。
孝是针对长辈，尤其是父母祖先。
悌是针对平辈，是否和兄弟和睦。
敬是针对妻子，是否和妻子相敬如宾，有没有不尊敬妻子、甚至家庭暴力等行为――
嫖娼这一点也被划了进去，即使在营业区内嫖娼不违法，对官员来说也划分为不尊敬妻子的行为。
慈是针对晚辈，是否尊重子女意愿、对子女尽到了教育责任――
将来会制定义务教育法，规定所有未成年人都要接受教育。
裹脚和限制女儿接受教育等行为，都会被视为陋习。
而且子女成年后，还要尊重他们的意愿，在婚姻等大事上，拥有决定的权力。
可以说，这是一整套的移风易俗礼法，朱由检让刘宗周加入京察委员会，主要就是评判“礼”。
礼之后是义，义的本意是正义，朱由检又加上了忠义、信义、仁义等概念，进行综合评判。
正义不用多说，可以说是朴素的道德观念。是否符合基本的公平正义，大部份人都能看出来。
忠义主要是对皇帝是否忠诚，有没有不忠诚的行为。
信义是考察诚信，包括个人诚信和维持朝廷信誉，不能拿朝廷信誉为自己铺路。
仁义更被儒家官员看重，考察的主要是施政时是否怀着仁慈之心，是否把人民的生活放在心上。
与之对应的就是八法中的酷暴：在治国理政时丝毫不顾忌人民利益，对人民的死伤置若罔闻。
酷暴通常还会和贪淫联系在一起，很多时候都是贪淫导致的酷暴。
所以京察之时，经常把贪酷一起处置。
朱由检对这样的官员，也是一票否决，不考虑方面，就能直接罢免。
如果因为贪酷导致了民变等严重后果，还要由检察总署提起公诉，由大理院审判。
不属于贪酷的官员，同样要进行廉耻考察。
其中廉这一方面，主要指的是是否依法纳税、是否申报财产。
在推动官员财产申报将近一年后，朱由检终于出了重拳，把没有申报财产的官员，在这次京察中全部刷下去。
这一点群臣早有预料，因为在年前赏赐时，皇帝就对没有申报财产的官员另眼相待――
他们都没有获得赏赐，没能得到土地券。
以至于赏赐结束后，那些官员不但不敢不满，反而惴惴不安。
因为他们都猜到了，自己在京察时最容易被刷下去。
以至于之前还抵制家庭财产申报的，在年后纷纷向廉政总署申报。
过年期间遇到高额礼物时，很多官员也开始主动拒绝。
他们的这个做法，为自己带来了自救之机。一些年后申报的官员，在这次京察中没有被刷下去。
这让他们纷纷感到庆幸，为官位能够保住而欣喜。
因为所有官员现在都知道了，皇帝启用了万历之前的旧例，对于在京察中罢官者，一律永不起复――
除非他们愿意前往海外，在海外担任官职。
那些缺乏人才的诸侯国，有可能任用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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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廉政总署署长，周延儒在这次京察中主持“廉”的方面，这让他他对自己之前推动财产申报这件事，可谓无比得意。
因为这个做法，他得到皇帝信任，而且还升任佥都御史，成为都察院最有实权的人之一。
他的前任耿如杞，境遇就没这么好了。因为狠不下心来，只能被外放出去。
『给了机会却不把握，耿如杞估计很难成为朝堂大臣了。』
『他就是做得再好，估计也只能当地方官。』
心中感叹着这件事，周延儒想着皇帝的嘱咐，一边有些烦心。
因为皇帝对廉政总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让他趁着京察把财产申报这件事深入，抽查一些官员。
尤其要调查他们是否违背朝廷的限田限租政策，是否遵守朝廷的决议照章纳税。
这显然会得罪很多官员，以至于周延儒最初听到时，又有退缩之意。
但是想想自己得到的权力，以及那些怨恨自己的官员，周延儒又知道自己退缩不得，只能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
所以他叹了一声，把这件事交给反贪署署长韩一良，让这个人冲锋陷阵。
韩一良因为年前针对韩的礼金案，在京城一战成名。人人都视为铁面御史，连自己座师的家人都不放过。
他在这次京察中，也是具体的执行人之一。
主要负责考察的，是和“廉”对应的“贪”这一方面。
按照皇帝的要求，老疾贪酷之人，都能一票否决。
其中的年老致仕，是科道官员平时就有的责任。
按照皇帝之前重申的致仕年龄，凡是年过六十、没有被皇帝特旨留任的，一律都要刷下去。
科道官员平时就需要关注官员的年龄，弹劾不致仕的年老官员恋栈权位。
所以年老官员，大多会主动致仕，不至于被科道官员弹劾、或者在京察时背个不光彩的罪名下去。
有疾的也大多会主动致仕，回家休息几年――
他们也不想在京察中被刷下去，以后再没有起复机会。
需要以“有疾”名义刷下去的，是平时养病时间太多、却又恋栈不去的人。
之前万历年间一些在京察中罢官的人被起复，给了一些人侥幸心理。
这次就是要重立威严，让那些年老有疾的官员，以后主动辞职。
可以说，老疾贪酷的标准比较确定，首先刷下去的也是这些人。
罢软无为、素行不谨、浮躁浅露、才力不及这四类，标准就不太确定了。
所以皇帝提出了“礼义廉耻”这四维，并且把最后一项的“耻”，定为自我批评和批评他人。
每个人都要自我评价，作为京察时的参考。
同时还要列出三个敬佩或不耻的官员，以及他们的事迹。
被赞扬多的有可能升官，被批评多的，则要另外受审。
此时韩一良正在审查的，就是一位被批评很多的官员，翰林院检讨李若琳。
韩一良看着李若琳的材料，询问道：
“李检讨在礼义廉耻这四维评价中，对自己的评判都是优良。”
“但是其他翰林院的官员，却对此有不同意见。”
“本官奉命查问，望李检讨如实作答。”
李若琳没想到自己竟然被传唤到反贪署，强自镇定地道：
“韩御史尽管查问。”
“本官身正不怕影子斜。”
韩一良“哦”了一声，没有任何评价。
而是向李若琳提醒道：
“李检讨曾经兼任起居舍人，而且籍贯顺天府上林苑监，属于内廷人士。”
“所以这次审问，由锦衣卫监督。”
“李检讨可有意见？”
李若琳当然不敢有意见，在他签字确认后，审问正式开始。
韩一良询问道：
“在官员批评之中，李检讨多次被人提到，在上林苑监蕃育署建魏忠贤生祠？”
“此事是否属实？”
李若琳没有否认，向韩一良回应道：
“蕃育署生祠之事，是上林苑监丞张永祚主持。”
“之前审判逆案，此事早有定论。”
“本官被定在第六等，被罢去起居舍人兼职，削掉散官留任。”
“韩御史应该在本官履历上看到过，难道对韩学士的评判，还有不同意见？”
审判逆案这件事，是由韩主持的。
之前韩一良掀起的礼金案，就是告发韩亲友收受礼金，为一些阉党人员脱罪。
这导致韩在朝野名望大失，被皇帝要求重新确定名单。
如今李若琳提起这件事，明显是在挑拨，让人认为韩一良对韩继续主持逆案审判不满。
韩一良对此皱了皱眉，对李若琳的挑拨很是不满。
但是他也没有纠缠这件事，紧盯着李若琳询问道：
“上林苑监生祠的主犯是谁，自有韩学士等人评判。”
“本官传唤你的原因，是因为有不止一个人提到，你在建祠时中饱私囊、趁机大肆敛财。”
“而且对朝廷要求的捐献陵工赎罪，也没有完全遵循。”
“此事你有何话说？有什么言语辩解？”
说着，他把一连串的批评文书，还有调查总署对相关情况的调查，向李若琳出示了出来。
要求他对里面的贪赃行为，做出相应解释。
李若琳见到这些文书，脸色顿时有些垮了。
因为他完全能猜到，这些批评文书是何人所写――
毕竟他平时得罪过不少人，有些人也搜集了他的黑材料。
趁着这次京察时能批评他们，那些人还不把他往死里写？
以前那些欺上不瞒下的事情，这次全都被暴露出来。
他的文字和口才再好，对这种事情也辩解不过来。
所以他接下来大喊着“我要见陛下”，再没有任何言语――
希望皇帝看在他的籍贯属于内廷的份上，得到宽恕机会。
韩一良对这种负隅顽抗的官员见得多了，对此丝毫没有动容。
和锦衣卫监督人员一起签了字后，就把李若琳押了下去。
接下来还有很多官员要审查，有很多人都犯了和李若琳一样的罪――
在给魏忠贤建祠时中饱私囊，趁机聚敛钱财。
他们以为魏忠贤倒了皇帝不会再追究，却不料这次京察，很多人被检举出来。
地方上也有类似的，那就是山西巡抚李养冲。在吴尚默检举之后，皇帝清洗了整个山西官吏。
他们之所以倒霉，自然和东林党的推动分不开。
因为皇帝对阉党从犯的降职甚至留职使用，很多东林党人还有不满。
所以这次京察时提出的批评，就被这些人利用，大肆检举阉党残留人员的罪孽。
阉党残留人员之前依附魏忠贤，大多在品行上是有缺点的。以至于很多之前被留任的人，这次被刷了下去。
为了防止这股风潮蔓延，朱由检不得不下达命令，按照“三人行必有我师”的古训，规定每个人只能赞扬和批评三个人，其中还要包括上级、平级和下级，对批评做出限制――
避免有些官员把批评文书当成检举文书，捕风作影地检举一大批官员。